话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这次横渡长江绝非他一时心血来潮兴致所至，而且有其“重大”意义，因为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个月，他要让他的国人看看自己的体格是如何强健，当然也是向全国人民做出的一次亮相：我还可以带领你们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七月十八日他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即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还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几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给前一段运动的性质定了性：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统统驱逐之”，严令撤销工作组。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乎意料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这封信中一共用了四个“热烈的支持”。这封信还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予以印发，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姿态给了红卫兵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他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中央还存在着另一个司令部，由此刘少奇等人布置的“反干扰”运动寿终正寝。八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刘少奇则降到第八位。八月十二日，北京市委正式宣布，在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撤出各学校。紧接着各省、市、自治区统统照此办理。工作组整理的黑材料被当众销毁，大学中学学生们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了，工作组整的黑材料全都被烧掉，“右派学生”、“反革命学生”统统得到平反，于是一个个山呼万岁，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中去。
紧接着北京的老红卫兵们（既高干部子弟红卫兵）掀起了一股破四旧狂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红色恐怖席卷北京蔓延至全国，这就是著名的“红八月”。他们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内的阶级敌人，也就是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况且（言情小说网：www.⑥⁹⑥⁹xs.Cc）此时他们的父母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有的被楸斗。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破四旧，倒不如说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基层老百姓。从北京和武汉过来的传单上说自八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红卫兵。所谓“破四旧”其中一个主要行动就是抄家，首选对象是那些解放前在红州做生意的商家、从农村到城里定居的地主富农、前国民党政府的伪职员、伪军官、五十年代初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的家属、五七年倒了霉的右派分子等。
他们开始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进行“革命”，禁止人们烫发、穿奇装异服、不准穿尖头皮鞋，连名字都要革命化，于是人们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纷纷改名，什么“卫东”、“捍东”、“卫彪”等等，而原来常用的“花”“枝”“秀”“英”则统统摒弃。随后又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北京的红卫兵倡议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道”，把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中关村改名为革命村，砸烂“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更为出格的是九月下旬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组织了一个“东方红筹委会”，要把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准备在九月二十七日召开命名大会。上海的红卫兵冲上南京路，冲击著名的游乐场“大世界”，在“破四旧”的狂潮中，上海的红卫兵还冲进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捣毁了宋庆龄父母在万安公墓内的墓地。此外，在南京的红卫兵提出要推倒孙中山的铜像，而在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天津的红卫兵则把“劝业场”更名为“人民商场”。由于两报一刊舆论宣传的大力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便以极快的速度席卷了中国大地。一大批著名作家、学者、演员在文革初期便选择了自杀，以求一了百了。而著名的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则早在“五一六通知”发布的第二天既自杀身亡，更有大批被称为“黑五类”的普通老百姓被打死打残或被强制性遣送原籍。
真个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红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终于轰轰烈烈地闹腾起来了，中学生和师范生以及机关干部也开始参加运动。
六六年的八月上旬从北京传来了一股抄家打人的红色恐怖狂潮，文革史称“红八月”。尽管红州地区破四旧比北京慢了半拍，但那声势却也不小。抄家的“革命行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始是红卫兵带头抄家，后来机关、市民组成的各种组织也都一窝蜂参加进来，好像不如此就辜负了伟大领袖寄予的无限期望似的。有许多人的家刚被学生抄过，紧接着别的群众组织又不请自来，翻它一个底朝天。
抄家时还有一套程序，首先念上一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这时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出来宣读《勒令》，大意是，我们是XXX组织的革命群众，勒令XXX（该户户主），从今以后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将把他“入另册”，还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
然后头头把手一挥，众人随即闯入房中，大肆翻箱倒柜，查抄违禁品。诸如蒋介石的头像，黄埔军校配发的中正剑，旧社会的遗留物，封、资、修的书籍，乃至黄金玉器、银元钱币、古玩字画等等，全都洗劫一空。迷信物品诸如瓷菩萨、瓷观音则统统砸碎。这户人家立马就像拉屎坐在高粱茬上——倒了血霉。
所谓“入另册”，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使用过的话。没想到四十年后，这个词在全国范围内，成了最时髦的流行语言之一。
到处都是举着红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和各种群众组织的人，满大街的大字报大标语。街上充斥着墨汁特殊的气味和浆糊、糊精甜滋滋的味道。红旗、红袖章、红色的横幅，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到处都是，红色成了红州城的主色调，整个红州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们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持白铁皮做的喇叭，慷慨激昂地高唱着从北京传过来的《造反歌》高亢的歌声刺激着人们的耳膜，也兴奋着人们的神经。他们号召人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黑帮分子打翻在地，砸烂他们的狗头，炮轰！火烧！！油炸！！！
寺庙里的菩萨最先遭殃，那些没有生命的泥胎无论是笑容可掬还是狰狞可怖的统统被打得粉碎，大雄宝殿的牌匾和经卷在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很多和尚、尼姑、道士、道姑被强令还俗。一些原来公私合营店铺的老板也都被拉到店铺门外进行批斗。店铺内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在市民的欢呼声中门楣上的老字号牌匾被摘下来当成四旧烧掉。凡属于雕龙刻凤的屋梁，山水古装戏剧的屏风、字画、中堂、楹联、书籍统统都属四旧，一律凿掉、毁掉、撕掉、烧掉。
一队队头戴高帽胸挂黑牌的人自己敲着破锣，被红卫兵和各种革命组织的人押着，低着头灰溜溜的走在滚烫的沥青路上游街示众。
文革的兴起使有些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莫名的兴奋。
革命就是盛大的节日，杨军这群孩子正感受着节日的气氛。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带着弟弟杨勇，隔壁邻居季建设、季建桥，电影公司梁经理的独生子梁杰，地区林业局病休的副局长家的张兵、张军、张平、张伟，地区林业局副局长的儿子倪田，地区文教局局长的儿子程洪等一大帮孩子到街上看“破四旧”。
这一群孩子里面，除了梁杰的爸爸是武汉的“汉流”（武汉的洪帮）以外，其余的都是南下干部子弟。
杨军和倪田的父亲是四野的，季建设、程洪、张兵的父亲则是二野的。
尽管红州地区是洪学智率领四十三军打下来的，但四十三军很快又随四野先遣部队十二兵团参加湘赣战役，打白崇禧的广西部队去了。
我的父亲杨大明也随大部队顺流东下，直指九江、南昌，随后又参加了江西剿匪。一九五零年奉调武汉空军二十三师，五二年转业到红州地区，因此红州地区四野的人并不多。
倒是一九四七年二野的人南下时就参与了红州地方政权的建设，所以红州地区干部体系从解放初期就形成了以新四军五师为核心的大别山派和以二野为核心的太行山派，红州地区的干部无论如何也跑不出这两大派系。唯有属于四野的杨大明可以超然置身于两大派之外，但他心里还是倾向于二野那帮人，起码都是北方人生活习惯基本上差不多。
季建设的父亲三八年就参加了抗日，原来是肖永银的部下。
程洪和张兵的父亲也是三八年参加抗日的，是吕正操的部下。
这些孩子的父亲级别大多在13——16级之间，也就是说不是高干也是中级干部，都是各单位的一二三把手，大小是个当权派。此时父辈们虽然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目前尚无大碍。当然了别说这帮小毛孩，就连他们的父辈、甚至连毛泽东本人都没想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会长达十年之久。
眼下杨军和一帮小伙伴们并不太关心父辈们的处境，他们还不懂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件新鲜事。
杨军等人东张西望地闲逛着，迎面走来了童冬瓜。
他一看我脸上立马堆满了谄媚的笑容：“杨军，到哪里去呀？”
“随便走走，看看红州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怎么样了。”听这口气好像是上面派来巡视的钦差大臣似的。
“我知道哪里在抄家，看不看？”
“看！”我还没看过抄家，有一种新奇感。
童冬瓜的妈妈是一个居委会的主任。
居委会里住的大多是普通市民，一般机关单位的干部不在这里住。这些人当中有手艺人、商人、苦力，也有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即原伪职员，还有一些国民党军官逃台时遗弃的大老婆、二姨太等等，反正住的人很杂。所以这里居民的家经常被抄，而要抄谁的家童冬瓜基本上都能知道。
童冬瓜带着我们几个人穿街走巷拐弯抹角来到了电影院后面的胜利居民新村，里面已经抄得热火朝天。只见四五拨人都戴着“红卫兵”和“红色革命军”的袖章，每一拨人负责抄一户人家。
被抄的家庭成员都被赶出家门统统勒令跪在地上，尽管已是盛夏酷暑时节大部分人却都在瑟瑟发抖，这才真是不寒而栗。许多年事已高的老人跪都跪不住，只能瘫坐在地上。有的人偷偷地哭泣，也有的人嚎啕大哭。胆大一点的孩子眼睛滴溜溜地乱转，眼光里充满了恐惧。胆小的孩子连看都不敢看，把脑袋扎进大人的怀里。
在诸多被抄的家庭里只有一家人没有哭闹。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母亲和两个儿子。母亲瘦骨嶙峋，花白的头发挽成一个老式的巴巴头，薄薄的嘴唇紧抿着。年龄大约四十左右，满脸沧桑的皱纹与她的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看得出这位妇人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只是在后来某一段岁月里，饱经磨难过早衰老了。尽管她的衣服裤子上都打满了补丁，但这些补丁和衣裤的颜色十分接近，显得很干净整洁。
她面无表情，两眼冷漠地越过人们的头顶向远处的天空望去，气定神闲。她的小儿子搀着她的胳膊，一声不吭地看着正准备进门抄家的人，她的大儿子则手持一挑扁担堵在门口与抄家的人对峙着。
他满脸凶悍，怒目圆睁：“老子的家已经被抄了几次，有什么四旧的东西早就抄光了，还抄个鸡\巴？！”
“这个我们不管，我们要亲自抄一遍才能证明你们家没有四旧之类的东西。”红色革命军的人不肯善罢甘休。
“你们要抄家也可以，那要看你们进不进得去！”他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式。
“封老大，你这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你要负责！！”红色革命军的一个小头头大声吼道。
“我们已经是家无隔夜粮了，连命都难活，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后果吗？！”封老大反唇相讥，毫不示弱。
正在这时童冬瓜的妈妈带着一群人路过，看到这阵势知道戗住了火。
她马上冲了过去，把抄家的头头拉到一边小声说道：“你们的一号勤务员和我是老朋友，你们不是我们居委会的，对封老大的情况可能不太熟悉。他是六四年下放的知青，几乎就没有在农村挣过工分，长年在城里各个建筑工地做小工，认识不少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人手特黑，打架不要命。再说他家已经被抄了好几次，早就没什么东西，你们就是抄也抄不出什么结果，我看还是抄别的地方吧，有四旧的又不是他们一家。”
那头头略一思忖，悻悻地说了声：“撤。”这伙人便撤走了。
童冬瓜的妈妈转过身来对那个老妇人说：“韩冬英哪，你也不管管，你家封老大像这样硬顶下去，怕是要吃大亏呀！常言说得好，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今天要不是我碰巧看见了，肯定要出大乱子。”
“我们家这辈子注定要吃亏到底的，谁叫我老公是国民党的军官？他一跑了事，害得我们娘儿三个……”韩冬英絮絮叨叨个没完没了。
童冬瓜的妈妈突然看到童冬瓜和杨军等一伙人，便大声呵斥道：“青松！你跑这儿凑什么热闹？这里都是大人的事，你来干什么？趁早回去写作业。青松，你爸爸这些天脾气不好，你可得小心点!”
有道是：战鼓咚咚破四旧，草民颤颤胆魂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