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军拿出大前门香烟递给我一根，我的功夫还是不到家，抽了一口被呛得大咳不止。
隔壁那位伤员大笑起来：“你这叫乌龟吃大麦——糟蹋粮食。”
姜军和蜀剑都笑了起来，我也不好意思讪讪地笑了笑。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封司令。”姜军说。
“我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我？”封老大有点奇怪。
我把去年夏天抄家的事说了一遍：“去年红革军的人抄你家时我正好在场，我当时就很佩服你，有种！不愧叫‘疯狗’。”
“你也知道封司令外号叫‘疯狗’？看来封司令是大门口放鞭炮——鸣（名）声在外呀！”姜军哈哈大笑。
“他妈的，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封老大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狗日的东西都是红革军的人，这些菜农平常都没什么本事，运动来了，仗着人多背后又有地委县人委撑腰，一个个都抖了起来，抄家打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家被抄了以后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要吃亏的。我和几个六四年下放的知青一商量，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组织，这样才能不受别人欺负。于是我们就成立了‘红州县知识青年革命造反司令部’……”
我打断他的话：“哦，‘知青革司’就是你们这些人哪？”
“对。我们从农村杀回红州城，我们都是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就是要大造红州地委、县人委的反，看谁还敢不把我们当人看！”
我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封老大，一身血迹斑斑的旧军装，腰上扎着武装带，左臂戴着“知青革司”的红袖章，胸前佩戴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头上缠着绷带，脸上有青紫的瘀伤。但是与去年夏天那满是补丁的衣服相比显得精神多了。
便问道：“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伤成这样？”
姜军又点了一根烟，重重地喷出一口浓烟：“今天上午我到‘红司’开会，走到一字桥被‘红革军’的人看见了，他们冲上来想把我抓走，我就和他们打起来了。哪知道有人从背后照我头上砍了一刀。恰好封司令也来开会，便上来救我，他也挨了一刀，脸也受了伤。要不是他来了，我现在还不知道被‘红革军’关在哪个鬼旮旯里。”
我是知道一字桥一带是保皇派“红革军”的天下，因为“红革军”的主力基本上都是郊区的菜农，还有一部分是红州镇的市民。
“好险啊！”我叫道。
“真的好险，我要是去晚了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他们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夺过菜刀也剁了他们两个人，估计伤得比我还重。要不是为了把姜军送到医院去，老子硬是还要剁他几个！”说话间，封老大脸上凛然又露出腾腾杀气。
我相信封老大说得出做得到。我对许多事情感到好奇：“听说你们六四年下放的知青成分都不怎么好……”
姜军马上把话接过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重在政治表现，党的政策历来都是这样。我家的成分也是富农呢！红州地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北京的老红卫兵不一样，他们是血统论的支持者，把‘黑五类’、‘黑七类’（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走资派，前五种是黑五类，后两种是文革时加上去的，所以变成了黑七类）‘红五类’（注：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区分得非常严格，还有什么‘红外围’之类的组织。这些人大多是中央各部办委和军队里的高干子女，从小就有‘自来红’的思想，而且一个个都自视很高，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他们根本看不上眼，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北京最先起来成立红卫兵造反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到处宣扬血统论，还写了一幅‘鬼见愁’的对联，处处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如果照这种理论去做的话，共产党里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就不能参加革命、入党、当领导。一般人填成分就填贫农、工人，但是很多高干子女有的填革干有的填革军，就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意思，这样填成分的人家庭出身都不好，所以他们只能这样填，这其中就包括那些宣扬‘鬼见愁’血统论的人。封司令，文革前你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吗？”
“看过。”
“我也看过好几遍。”我提到。
姜军说：“这部片子里的法官拉贡纳特就有一句宣扬血统论的名言：‘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但是拉兹这个贼恰恰就是他的儿子，这就把印度的血统论打了个粉碎！实际上在中国就有很多事实给了这种反动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成分都不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我还以为他们出身贫下中农呢，原来也是剥削阶级出身。封司令，毛主席、林副主席能干革命，你为什么不能？你就放手干吧。”我恍然大悟道。
姜军接着说：“我们看每个人每个组织的具体观点和行动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看他们是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前些天看了一份传单上说北京大兴县的‘四类分子’被杀了几百人，最大的八十七岁，最小的才刚刚满月，有几十户全家人被杀绝了。就算那八十多岁的老头原来是地主，解放以后也没有剥削人嘛。那刚刚满月的小孩子有什么罪？真他妈残忍。血统论红卫兵屠杀无辜自称为造反，太虚伪狡诈太卑鄙龌龊了。他们造的是什么反？他们的娘老子高官厚禄，在北京城里享清福，他们也造反？他们不怕把自己的娘老子反掉了？说破大天我都不相信！”。
封老大说：“我也看过不少这样的传单，‘西纠’的人公开喊出‘红色恐怖万岁’。”
“什么是‘西纠’？”我听不懂这些新名词。
“‘西纠’就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简称，那帮人打人整人太疯狂了，好像他们就是正义和法律的化身，他们搞的那一套完全是按血统论来的，到头来他们自己迟早也会完蛋。”封老大肯定地说。
姜军继续说道：“现在社会上各种组织多如牛毛，而且都说自己是革命左派。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在很多情况下造反派批斗一些干部也保另一些干部，保皇派保一些干部同时也批斗另一些干部。那种纯粹只造不保或者只保不造的组织根本不存在。
这是一个阴谋。我们要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我们这一边，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日益壮大，我们的造反才能成功。”
姜军一口气说出这些大道理，听得我似懂非懂。
沈冲则在旁边以赞许的口吻说：“短短几个月姜军比以前成熟多了，这就叫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斗争中学习斗争，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当然我们也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搞一团和气。
这一番云山雾罩的话，让我觉得沈冲这些红卫兵头头们非常了不起，简直有点令人高山仰止的味道。共产党的大小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而这些红卫兵头头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任命，但是手下的人都听他的。单从这一点看，我认为这些人都是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
我记得从文工团回来后，那是六七年元旦后的几天，我带着 一帮小兄弟们闲逛到红州地区大礼堂前面的广场去玩，广场上足有上千人正在听一个人演讲。
那人看上去二十出头，白白净净的脸，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修长的身材，看上去很有气质。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戴一副玳瑁宽边眼镜，脖子上围着一条驼绒围巾，在潇潇的北风中站在一张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说。
他嘴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并配以大幅度的手势，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而且他总是在非常精彩的地方略微有一个短暂的停顿，下面那些如痴如醉的听众们便在这个停顿处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
当时觉得这个人潇洒极了，我的脑海里甚至幻化出“五四”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北大学子的形象来。
有人认出这个人是郎中郎杏才在华中师范学院上学的儿子郎超雄，他是奉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派遣，与红州地区红卫兵、造反派进行联络的特派员。
这个人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当时认为这就是有能耐的人，以至于几十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郎超雄当年演讲时潇洒的神情和许多细节。
正愣神间，沈倩和国栋送饭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神侃了一上午，到了吃饭的时间，起身正要走姜军拦住他道：“走干嘛呀？别走，一块吃，这段时间忙着搞运动没工夫和你在一起，今天我们好好聊聊。”
沈冲掏出两块钱对沈倩说：“去打两斤酒来。”又对我说：“都是朋友你要走那就太见外了。”
我和姜剑把病房里三个床头柜拼成一张长条桌，又在墙边放一把靠椅，请沈冲坐在上首，刘国栋和我一左一右坐在姜军两边。
沈倩把篮子里的菜一一端上桌：有萝卜烧肉、大白菜炖豆腐、红烧鱼块、一大包带壳的炒花生。姜军从床下拿出两瓶橘子罐头和两瓶黄桃罐头让姜剑打开，用碗倒上酒，又把罐头里的甜水给沈倩倒上。
姜军端起酒说：“沈哥，你是司令，你来剪彩。”
沈冲也不推辞：“封司令和姜军这次意外负伤非常光荣，你们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负伤的，以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对于‘红革军’的挑衅我们将会以牙还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请大家举杯，让我们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干杯！”
七只碗叮叮当当碰到一起，大家神情庄重地喝了一口。
姜军见我辣得不行，赶紧给我夹了一大块红烧肉，说：“多吃菜，头会喝酒都这样，我也是跟沈哥学的。”
这可能是刘国栋第一次喝白酒，辣得他张开嘴直往外哈气。
沈冲喝酒的样子很老道，看来有点历史了。
我则是极力忍住酒的辣味，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唯独封老大非常老练，他喝下一大口酒，拈起一粒花生，用力一捻，花生仁便破壳而出。用嘴一吹，那些花生仁上的红皮就纷纷扬扬地掉了下去。再顺势把花生仁扔进嘴里，然后津津有味地嚼起来，那神态真是悠然得很。
姜军笑道：“沈哥喝酒还真像那回事。”
沈冲说：“我爸是河北保定人，原来在部队上就会喝酒。五七年反右被批判，说他同情右派斗争不力，后来内定右派限制使用，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借酒浇愁。我上初中后他总让我陪他喝酒，一来二去我就慢慢学会喝酒了，现在还真有点小酒瘾。”
沈倩把嘴一撇：“你是独子，老爸当然老惯你。”
沈冲反唇相讥：“你是独生女，老妈还不是惯你。”
只有刘国栋不说话，他好像对大白菜炖豆腐情有独钟，一边给自己倒了一碗甜水，一边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地挑大白菜吃。
姜军说：“刘国栋，不要光吃大白菜，你也吃点鱼肉哇。”
“从小吃惯了大白菜炖豆腐，就好这口。”他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哈尔滨话，非常好听。
姜剑笑道：“刘国栋？这个名字真好。谁取的这个名字？”。
“我爷爷取的。”
姜军问：“你是哈尔滨人，为什么要到湖北来？”
“谁说我是哈尔滨人？我是红州人，不过生长在哈尔滨。”
姜军不解道：“那你爷爷为什么要到哈尔滨去呢？”
刘国栋说：“一九一九年他在北京读书时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的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张作霖的部下，这人的思想很激进，认为中国老是受外国欺负，是因为军队不行，他劝我爷爷改读军校。二二年我爷爷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和那个同学一起去了东北。这年十月我爷爷考上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就是原来的东北讲武堂，进入炮科学习，二三年毕业，就在东北军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失败后跑到苏联，在那里认识了我奶奶。四五年他随苏军打回黑龙江，以后就成了四野的人。但他没有南下，留在哈尔滨工作。六六年病休后也许是人老思乡，非要回红州老家定居。因为他最喜欢我，一定要我跟在他身边，所以我就转学到了红州。”
“怪不得去年我们到北京串联时，我就觉得你长得有点特别，原来是有苏联人血统，看来我的判断不错。来，咱东北老乡喝一个！”我也用东北话说。
“你咋会说东北话？”他惊异地问。
姜军哈哈一笑：“他老爸是辽宁本溪人，南下过来的，你们应该算半个老乡。”
“你爷爷是红州人，我妈也是红州人，这一南一北加起来还不算一整个老乡吗？”我说。
“哎呀太好了，那可真是老乡了。这是我在红州第一次听人说东北话，亲切。我刚到湖北来时，听这儿的人讲话都像鸟语，一句也不懂。咱俩整一个。”
刘国栋还真有点东北人的豪爽劲，拿起姜军的酒碗跟我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们哪！你们六个人四个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姜军兄弟出身书香门第，老爸老妈也是国家干部。你们一来到人世命中注定要过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脸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记。我两岁时老爸就跟白崇禧兵败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妈一起艰难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点饿死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只能叫煎熬。从我记事起居委会就通知我妈开‘四类分子’的会，到了五七年反右以后再开会就成了‘五类分子’的会。我妈对居委会说，我不是‘五类分子’怎么要我参加这样的会？人家说，你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你就是反属，这样的会你不去谁去？从小别人就欺负我和弟弟，我只能发奋读书，希望将来能改变命运。六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满以为这次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却又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硬是不准我上大学，出身不好也是原罪呀。结果把我下放到红州最穷的山区，我原来以为下放后只要下死力干活日子会好过些，谁知是狗咬尿泡一场空。山区穷啊，十分工才一毛钱，大队给我们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钱，一个月才两块四毛钱。大米一斤一毛三分四，我一天才赚八分钱连一斤米都买不起，我一个大男人干了一年还他妈倒欠大队的口粮钱，你说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是因为成分不好学校不录取，这不是政治歧视吗？就算我老爸是国民党军官，可他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笔帐怎么就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上面的人蒙我们说我们是新一代的革命知识青年，当时我们特别看重革命知识青年这个称号，谁知这一切都是假的，哪里是下放啊，就是一脚把我们踢到农村去。我刚下放时拼命地干活，我只挑得起一百斤却要挑一百五十斤，我原来天真地以为要用我的汗水洗刷我的原罪，可原罪永远也洗不掉，而且越洗越黑，当地农民都知道我们这群人的出身不好，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 我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岂止是伤骨，简直是伤透了心！在下放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江边狠狠地哭了一场，把我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眼泪只有怒火中烧的人！凭什么把我们叫做‘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难道就是纯雅利安人种？就那么高贵？这他妈跟希特勒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歧视。下放一年以后我醒了，我有什么罪？我没有原罪，我不是罪人！我不能逆来顺受！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从山里跑回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码头当苦力，什么苦活、脏活、累活我都干，为的就是填饱肚子。为了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欺负我和弟弟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俗话说‘痞子怕亡命’，我是个贱命，打架从来都是以死相拼不计后果，从此以后人家都叫我‘疯狗’，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一家人，居委会也不敢叫我妈去开那样的狗屁会。谁知道文革来了我那个破家让人抄了好几次，居委会、派出所说我是倒流回城人口，还要把我赶回农村。我定下心来仔细想了好几天，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成分和印度的种姓其实是一路货色，现在我们被逼上梁山了，与其让他们革我的命，还不如我去革他们的命；与其让他们肆意欺负我，还不如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贱民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人能起来造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造反？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放自己？我从不指望【言情小说网：ẃẃẃ.⓺⓽⑥⑨zz.com】那些老爷们大发慈悲，《国际歌》里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写得多好哇：‘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造个天翻地覆！就是要把旧世界杀它个人仰马翻！’我们这些知青就是要把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统统推翻。我们要做人，不做贱民。我给那些知青们讲了这个观点，大家一致赞同，成立了‘知青革司’，公推我为司令。于是我就扯旗造反，我也要像陈胜吴广那样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为别的，我要为自己、为那些上不成大学的知青讨回公道。虽然我知道这个公道今生今世再也讨不回来了，但‘知青革司’的成立就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做一个普通人平平安安地活着，粗茶淡饭能吃饱就行，可是我们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印度电影《流浪者》我一口气连看五遍，拉兹说：‘谁说强盗的儿子就是强盗，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不信我的一生就这样窝囊！老子不服人也不服天！如果有人敢作践我，我将拼死抗争，如果是天意，我也要把天捅它一个大窟窿！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反正老子从小就是个贱民，这条命也不值钱，我就是要和富贵人换命！换了命我也不算吃亏。嘿嘿，自从我当了这个所谓的司令以后，人家对我尊重多了，封司令长封司令短，叫得我头上都起了包。不瞒各位说，像今天这样的菜我活了十八年还没吃过几次，要不是受了伤今天这顿饭菜还真吃不上。”
这一番沉痛的诉说把所有人全都惊呆了。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在解放后的中国在同一座城市里竟然还生活着如此贫困不堪的家庭，还有如此丑恶的社会现象？！他们都是干部子女，无法看不到更不能理解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封老大所说的一切与他们平时学到、听到、看到的东西完全格格不入，他们接触到了一个从来不曾接触不曾知道不曾了解的社会，一个类似平民窟的最底层的社会。
是什么原因使封老大以及和他同样出身的人，从来到这个人世起就注定要踏上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屈辱卑微的人生之路？显然是血统。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才有血统论，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会有血统论？文革中还有人毫不隐晦地大肆宣传血统论，难道中国的血统和印度的种姓同样是等级森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由此决定一个人的终身？那么上面宣扬多年的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话岂不是骗人的把戏吗？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封老大这一番沉痛的诉说，他们都会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式的天方夜谭！
沉默，尴尬的沉默。
姜军递给封老大一根烟，无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此时此刻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也显得多余。
我、姜剑、沈倩和刘国栋都静静地看着他，难置一词。
这时沈冲说：“封司令，今天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起来造反，你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和命运。生活生活，生下来就要活下去。说到底，你的一切不幸遭遇都是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都是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走资派一手造成的，天下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这个世道不讲理，就只能起来造反，林冲上梁山就是这样逼上去的，大家说对不对？”
众人连连点头。
“封司令，吃点菜。”姜军给封老大夹了一块鱼肚说：“你们不知道吧，封司令摔跤和散打在红州那叫一绝。”
“真的？”我问道。我打量着封老大，估计他的身高也就在一米七多一点，人也是精瘦精瘦的，明显觉得营养不良。就这么个小个儿能有多大本事？
封老大道：“我们知青下放以后，为了不受人欺负，经常到河边沙滩上练摔跤，又用麻袋做了个大沙包吊在屋梁上天天练习拳脚，我们自己也经常对练，又拜山里一位老头为师，多少学了点东西。不敢说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两三个人还能对付。只是可惜了我满腹经论，考上了大学去不成，倒是学了这些狗屁东西。到如今且不说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那是大人物的事。就是安身立命也不能够，倒成了文不能拆字，武不能卖打的废物，连我老妈都养不了。唉！”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有道是：
将相王侯宁有种？布衣岂可任人污。
扯旗造反争民主，要做顶天大丈夫。
正是：成分有如印度种姓，血统早定地位高低。
这个故事有许许多多不吐不快又与当今社会相互冲突的词汇。这个故事写完估计百来万字，老杨也不知道能写到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