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岳父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的特殊场合

  （请读者原谅，我在这一开始就称他为岳父，只是为了指代上的更加明确，而他真正成为我岳父是在此12年之后）

   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停课闹革命，我也结束了6+2的小学生活，被分到某市最好的中学。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学校的好与不好也无所谓。

  记得在大操场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画前参加了开学典礼。没几天同学们都下乡去参加学农劳动，我却和另外几个同学被留下来委任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担任牛鬼蛇神的看守。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选中了我。

  当时的所谓牛鬼蛇神，其实就是一批原本在校任教的老教师。我们的任务就是监督他们写交代，防止他们逃跑，检查家属送来和他们送出的物品，防止他们与外界串供。学校开批斗大会就有我们负责押送出入会场。这些日子，我目睹了这些花白头发的老人们被呵来叱去，甚至目睹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受不了人格的侮辱含泪而去。

  我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好学生，尊重老师是我幼年时就养成的习惯。看到这么多的老人被折磨，看到他们本已苍老的脸上新增的憔悴，看到他们那种无奈的眼神，我常常于心难忍，但又无可奈何。也许当时就是恋老情结在作祟。

  要说看守一职，我是极不称职的。对于他们进出的物品，我从不检查，决不会像有些看守把家属送进来的食物故意捣得粉碎，把用品翻得乱糟糟，最好能找到一些意外证据，便可以去领功请赏。更有一次为了护着这些老人，我竟跟同班的看守大吵了一架。

  那是因为夏天，晚上蚊虫嗡嗡乱飞，关在里面的老师都睡在蚊帐里，我们却在外面，既不能睡，还要受蚊虫的叮咬。同班看守的心理及不平衡，从操场上弄来一些半干的草，堆在牛棚的窗外，以驱赶蚊子为名，实际是点燃后用烟熏来作弄老人，一时间老人们个个呛得咳起嗽来，屋内乱成一团。我先是极力劝阻，后来发狠用水浇灭了。为此我们大吵起来，吵得关在里面的老师都面面相嘘。同班看守扬言要到校方告我袒护牛鬼，我说“不怕”。心想，我本来也就不想当这看守。其实同班看守也知道自己理亏，他也不敢去告，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就是这一次，让我在这些老教师的眼里，高票当选了好学生，以致日后这些老教师对我都是另眼相看。

  在当看守开始的一些日子里，跟岳父也许有过接触，但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次单独接触，学校又要开批斗大会，我奉命去一个单人牛棚（重犯）收一份交代。他从小窗口递给我一本《向党交代》。接到手里我的眼前一亮，这哪是什么交代，简直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我从小窗口向里张望，昏暗的灯光下，他面壁站着，花白的头发和胡子都很长而且蓬乱，拢长清秀的脸显得憔悴，眼神虽是几分忧郁、几分疲惫，却透着掩盖不住的睿智，那是一种内在气质的外露，笔挺的鼻梁，不薄不厚的唇紧抿着，显得特别的儒雅。

  似乎觉得我在看他，他不看我，却对着墙轻轻的自言自语：“有时间找点书看看，社会不会老是这样下去的。”我先是一愣，却马上反应过来，这明明是在对我说啊。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任何表示，他突然转过头来，四目相对，他朝我似笑非笑的点了点头，那一刻，在他的眼神里，我竟读到了父辈的慈爱。奇怪的是，我好像觉得这份慈爱立刻流遍我的全身，穿透我的胸膛，渗透到我的每一个细胞，整个人好像要被这眼神融化似的。人的感觉有时真的就是那么奇怪，12年以后他成为我的岳父，竟印证了我的这第一感觉。

  我微微颤抖的手，机械的翻了翻《向党交代》，欣赏着这几乎完美的书法作品，心里想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叛徒，不是日本特务，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的，一定是搞错了。

  我不敢再看他，当时从社会阵营来讲，我们是势不两立的双方，但从内心认同来说，我竟觉得他应该是我的爸爸，而这种矛盾几乎要把我撕裂。

  我转身离开时又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盯着我看，我一步一步离开，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透过那小窗口在注视着我。也就是这双眼睛，从此开始在人间注视了我十四年后，在天堂又注视了我二十七年，至今还在时时刻刻注视我将直到永远。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场合相识了。

  非常戏剧性的是那天我去收取的那份《向党交代》，在文革后期材料清理时由学校退还给了我岳父，后来又成为岳父的遗物留给了我，成为我更多了解岳父的珍贵资料。